非典十年祭

(一)2003年春节,一个令人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历史,我们经历了,过来了。在阳光明媚的今天,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为了千万民众而身先士卒医务人员,我不会忘记邓练贤君,他没能过来。我与邓君同龄,都在广州工作。我们初识于1990年底,当时是在湖南长沙参加重症肝病治疗用药肝细胞生长刺激因子的

正文

(一)

2003年春节,一个令人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历史,我们经历了,过来了。

在阳光明媚的今天,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为了千万民众而身先士卒医务人员,我不会忘记邓练贤君,他没能过来。

我与邓君同龄,都在广州工作。我们初识于1990年底,当时是在湖南长沙参加重症肝病治疗用药肝细胞生长刺激因子的学术研讨会上“他乡遇故”而相识、以后十余年的日子里经常在不同场合的学术交流中会面或会诊。

邓君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敦厚、实在、少言、认真办事的人。然而在中山三院参加SARS毒王抢救的过程后他倒下了,2003年4月21日以身殉职,追认为烈士。

然而邓君重病中对生活的热爱、临终前对生命的渴望,令我们更觉活着是多么美好,医生的工作是多么神圣!

时有感小诗一首:

与君相识湘江边,

共斗瘟疫十三年;

壮志未酬身先死,

同龄无泪续抗炎。

(二)

2003年春节前夕医院的中层会议上,院领导细心布置了全院救治“传染性极强的呼吸道传播的重症疾病”。

年初一即有病人入院、年初二大量同类病人转入我院……

年初三我接到亲戚一个电话,他朋友的老婆和女儿因发热咳嗽已经住入我院,要我去看看。

年初四我进入该母女住院的病区,查阅病案资料得知母女昨天同日入院。

母亲45岁、女儿19岁,两人病床相邻,两人都在高烧发热中,然而血氧饱和度高度提示母亲情况不佳。

我来到病房,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现象:病情严重的母亲挂着输液瓶站在女儿的病床边为呻吟中的女儿喂水抹汗并不断安慰她,在我告之我的医生身份后母亲表示感谢并马上鼓励女儿放心配合治疗(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社会现象,即医院一定要找到熟人才能看好病),并告诉我她的妹妹(小姨子)也住进来了。

年初五我再次来到母女身边,情况如同我预料到的,女儿的病情得到缓解、母亲却上了呼吸机……

大约一两周时间,母女病愈出院了,小姨子和后来入院的小姨子的女同事也相继出院。

数月后,亲戚来电说他的朋友一定要答谢我对他亲属四人的关照,在多次推辞后我如约来到某餐厅,共餐的只有四位爷们:亲戚、朋友及其同事、我。

此时我才知道该朋友是某大企业的纪委书记。礼节性的问候及简单的治疗汇报后,我告诉书记,在她们四人的救治过程中我没有出一分力,因为医疗救治工作医院是有相应的医疗规范的。书记却是真情的说,我只要知道她们治疗的信息心里就踏实了。

随后书记很客气地提出了他的疑问:四个人患的同一种病,但是医疗费用差别很大,母亲2万多元,女儿也8000,小姨子4000,女同事仅2000余。我的亲戚打恢道两万八两条命,值了。

我告诉书记,医生不是神仙,作为一种突如其来的新的传染病,非典型肺炎给医护人员带来了严重的考验,在相关的经验、资料等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克服种种困难,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治疗疾病,我们边治疗,边总结,昨天病人成功或失败的治疗过程就是指导明天病人成功的宝贵经验,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母亲年龄偏大、病情偏重,为抢救生命只能采取大包围的对症治疗的方法,因而相应医疗费用偏高;女儿年轻、身体机能恢复力强,力度过难关后恢复顺利;小姨子和后来者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一两周后医生有了经验,治疗就避免走弯路大包围,费用自然就下来了。

书记对我院再一次表达了感谢,我对母亲的无私母爱表达了高度的敬意。

2013-2-26

(三)转摘下面的文章,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非典 2016-3-25

非典十三年祭 | 不说,并不代表遗忘

域外传真 |苦丁山

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

——孙思邈(唐)

Sars

13年前的今天,中国出现了第一例SARS(萨斯)病人。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萨斯病例。

萨斯是英文SARS的音译,SARS的全称是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mdrome,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这个病,中文文献一直都把它叫做“非典”。但是这么用词是有问题的。“非典”的意思是非典型肺炎,这是对一系列原因不明的肺炎的统称。萨斯已经查明是冠状病毒导致,并非原因不明,所以我们应该按国际规范,叫做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或者按英文缩写简称萨斯。天朝官府之所以坚持把萨斯叫做非典,我的理解,大概是想减轻外界的谴责吧。因为是一个“非典型”的疾病,那么当初我们对疫情的隐瞒和控制不力都是可以谅解的了。

一月底,广州方面已经意识到,从顺德发源的这个病,是一个传染性疾病。当然,官方对外发布消息的时候还是很轻描淡写,无非就是“春节前夕广州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之类范文字句。

疫情已经延续了几乎三个月之后,2月10日,北京方面终于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但还是没让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到广州实地察看。从后来的事件来看,北京方面一直致力于让世界卫生组织觉得,疫情在中国很轻微,不需要采取重大措施。

北京不让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我们先不假设是为了保护政治形象或是商业利益。我们假设是因为北京方面自认为有能力控制疫情。

北京展现出了这种实力吗?

追问

13年过去,还有多少人记得哪些因为非典而牺牲的医者?

从2002年11月16日出现第一例,到2003年5月21日最后一例萨斯病人出院,前后半年,大陆本土内五千多人感染,349人死亡。

如果您不知道一次疫情迁延半年算长还是短,咱接着说。

说什么呢?说一个发生在越南的故事。

2003年2月26日,一个美籍华人陈强尼(Johnny Chen)在广东停留了三天。然后,他要去新加坡。

经过越南河内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病了,发烧,浑身酸痛。于是他到河内最好的私立医院越法医院去看病。

起先越南医生觉得他得的是禽流感。可是病人病情迅速恶化,呼吸越来越微弱,于是越法医院的医生觉得需要找更厉害的专家来看看。

找谁呢?

当时河内有个意大利医生,叫卡洛-乌尔班尼,是世界卫生组织派驻东南亚的儿童寄生虫研究专家。

2月28日,越法医院的医生们请来了乌尔班尼。

乌尔班尼询问了情况,检查了病人,发现这个病人肺部X片出现严重炎症迹象。这是病人呼吸衰竭的原因。乌尔班尼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这不是流感,也不是一般的肺炎,而很可能是一种以前没有记载的新型传染病。他当时的描述是: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能识别出这是一种新型传染病,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乌尔班尼做了一个敬业的医生该做的:2月28日当天立即通知世界卫生组织,河内发现一种呼吸系统疾病,有高度传染性,必须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准备。

考虑到这种新型疾病有高度传染性,而且有很高的死亡率,乌尔班尼不是提供了诊断就走人,而是留在越法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做最大努力,指导他们采取各种应对措施,隔离病人,控制医患接触方式,加强设施消毒,使用高强度口罩和双重工作服,尽量防止疫情扩散。

5天之后,陈强尼生命垂危,被转送香港医院治疗,这时越法医院里已经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萨斯。医院方面意识到情况严峻,对职员提出的要求是:如果家里子女幼小的,可以选择不来医院上班。单身的,和子女已经成年的,请自愿报名参加抢救小组。

确实有一部分职员选择了不来上班,后来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越南和香港医院人手不足,就是因为有职员选择不来上班。

不过,坚持在医院抢救的人还是很多。内科人手不够时,兄弟科室,包括眼科医生,都有过来帮忙的。其中一些特别敬业的医务人员,为了防止意外把病毒传到外面,整个疫情期间一直住在医院里。

乌尔班尼的太太叫乔日尼,当时她跟三个孩子都在河内。乌尔班尼跟传染病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作为乌尔班尼的妻子,乔日尼当然知道传染病的凶险。她一度试图阻拦乌尔班尼到医院去。她说,你是儿童寄生虫病专家,不是呼吸系统专家。你已经报告了疫情,尽到了责任。然后你就等外界援助到来就好了——不为别的,你为三个孩子想想。如果你被传染了,我们怎么办?

乌尔班尼的回答是:这种时候我不去看病人,那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查邮件?看公文?参加宴会?

3月11日赴泰国参加学术会议之前,乌尔班尼一直都在越法医院工作,一天都没有离开。

他到医院,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导别人干活。他自己亲自看病人,详细记录症状和检查结果,给病人采集血样,送WHO做分析。美国疾病控制中心3月25日从血样里分离出冠状病毒,提示这种疾病是病毒感染,最早的血样就是乌尔班尼提供的。

这里我们需要短暂闪回到北京:北京方面,在疫情出现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似乎一直对国际合作没有兴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http://www.who.int/csr/don/2003_07_04/en/ ),北京方面一直到3月10日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实验室技术援助的要求。在那之前,中国一直坚持“自主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一度还真的出现成果:中方媒体2月18日宣称,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已经成功分离,“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这个研究成果让中国官员们很高兴,但是这个“成果”,害苦了国内和国外的一大批百姓。

衣原体感染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疾病,而且可以用抗生素治疗,所以危险性远远不如萨斯这样的烈性传染病。这种错误判断跟中国本土疫情控制的拖延是不是有直接关系,或许难以做结论,但是这种定性肯定会让一些病人,包括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继续到境外旅行。

而那导致了萨斯疫情迅速向全球扩散。

我们接着说乌尔班尼的故事。

乌尔班尼知道,仅仅在越法医院内部做防疫是不够的。陈强尼刚从外国入境,而越南境内从未出现过这种病例,所以这个病的源头极有可能来自境外。而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所以必须在全国采取措施,尤其需要迅速在边境口岸增设疫情检查。

于是他请求代表世界卫生组织跟越南卫生部官员紧急会谈。

这里应该高度赞扬越南官方。乌尔班尼从医学角度考虑,建议越南官方对国际社会公告疫情,呼吁援助,对所有边境口岸做疫情监控检查,隔离可疑人员。这些做法能防止疫情扩散,但是肯定会对越南的经济造成冲击:大批商人会取消正常业务活动,旅游消费会急剧减少。另外,如果越南官员很在乎面子的话,可能会认为,对国际承认本国出现烈性传染病,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是有损政府形象的。

这种顾虑,在官场讨生活的当然都会有,这也算是人之常情。不过,乌尔班尼是一个很敬业的医生,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多年辛勤工作,让他深得越南官方的信任。3月9日星期天,经过4个小时的会谈,乌尔班尼说服了越南卫生部。越南官方同意一切照乌尔班尼的建议去做。即刻向国际请求援助,边境口岸对所有出入境人员检查可疑症状,所有医院防疫措施立即升级,派军队守卫越法医院,严格控制出入。

世界卫生组织接到乌尔班尼报告的当时就意识到事态严重,3月9日跟越南卫生部的紧急会议制订了越南境内的防疫措施,然后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发布了疫情警告,并且迅速派专家到越南协助控制疫情。除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派来专家。无国界医生组织不仅派人,还送来一批为应付埃博拉疫情准备的高密封防护服。

这些快速并且高强度的措施确实起了作用:4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已经连续20天没有出现新的萨斯病例。也就是说,越南实际上在4月8日就已经控制了萨斯的传播。

从2月28日乌尔班尼第一次见到萨斯病例,到越南境内控制萨斯传播,一共39天。越南国民总感染人数63人,死亡5人(这5位死亡的都是医务人员)。

还记得中国方面的数字吗?

中国方面,即使到2004年仍然有零星病例。我们就以2003年5月21日(当年确诊的最后一例萨斯病人出院)为大爆发的结束标志吧。那么,萨斯在中国这次疫情共延续了187天。

整个疫情里,中国感染5328人,死亡349人。全球感染8273人,死亡775人。

中国跟越南的对比:一边是187天疫情,5328人感染。一边是39天疫情,63人感染。

河内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乌尔班尼的及时诊断和通报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越南政府的开明态度也确实必须点赞。用新英格兰内科杂志一篇文章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河内萨斯疫情的故事,是把大众健康置于政治考虑之上的一个最佳案例。”(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030080 )。

这话有点文。用口语来说,就是:河内官员在这次疫情处理中,把老百姓的健康看得比政客的面子重要。

如果,第一次出现萨斯病例的时候,中国也及时邀请一位乌尔班尼那样的医生参加诊治;又如果,中国的官员也像越南官员那样放下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积极跟国际合作,尽最大努力控制疫情,或许中国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世界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

中国方面撤销了张文康的卫生部长职务,算是对国际一个象征性的交代。可是,那些死去的人却是不能复活了。

乌尔班尼以他的洞察力和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及时通报疫情,让世界卫生组织得以迅速在全球展开警戒和监控。他的这项努力,让萨斯在越南的传播范围降到最低限度,有力遏制了萨斯病毒在全球范围的传播,由此产生的国际关注,最终也迫使北京方面在4月下旬公开信息,认真采取有效措施,让中国境内的疫情在5月中旬也得到控制。

但是,乌尔班尼自己没有逃过这一劫。

过于密切的接触病人,让他自己染上了萨斯病毒。3月11日,在前往泰国参加会议的路上,他开始发烧。

身为医生,他立刻做了最坏的打算,在飞机上就开始避免一切可能传播病毒的动作。飞机一落地,他主动请求隔离,让到机场接他的当地同事保持3米的距离,然后请同事叫救护车。救护车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到来。乌尔班尼进入医院之后就被按最高级生物安全要求做全面隔离。他太太乔日尼来到医院也只能通过对讲机对话——实际上,乔日尼赶来之后,多次探望乌尔班尼,但乌尔班尼总共只苏醒过一次,其他时间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2003年3月29日,萨斯病毒彻底摧毁了乌尔班尼的肺脏。上午11点45分,乌尔班尼在曼谷去世。

去世之前,最后一次意识清醒的时候,乌尔班尼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一位牧师为自己做临终祷告。第二,死后把自己的肺脏切下来做研究,尽快查清楚这是一种什么疾病。

乌尔班尼没有活着看到研究结果,但是他的同事们没有辜负他。18天之后,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现代版科赫法则检验,已经确认了萨斯的致病原。那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

原因确定之后,曾经有人打算根据病毒特征给这种疾病起一个名字,但是后来为了纪念乌尔班尼,大家同意就沿用他刚刚发现这种新疾病时随口说出的病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就是萨斯。

目前萨斯病毒在全球范围已经被控制,除了在戒备森严的医学研究机构里还保留一些样本,社会上已经没有“野生”的病毒流行。

(本文经原作者授权刊发,原题为《为遏止萨斯捐躯的乌尔班尼》,配图系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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